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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美國“告洋狀”,這是香港泛民派走出的又一步臭棋。
  美國副總統拜登日前以“偶遇”的方式,在白宮會見了香港反對派人士陳方安生和李柱銘,表達支持香港民主。事情發生在香港時間4月5日,陳李事後高調對拜登關心香港民主表示“感謝”。
  去美國“告洋狀”,這是香港泛民派走出的又一步臭棋。香港反對派正在把香港地區內部事務搞成他們與整個國家的對抗,這樣走下去,他們輸定了。
  《紐約時報》在拜登會見陳李的當天發表“保障香港自治”的社論,與白宮一唱一和,該社論同時呼籲英國“有責任對香港目前的趨勢出聲”。
  但無論白宮,還是《紐約時報》,它們能對香港未來產生的實際影響都微乎其微,香港泛民主派投靠西方,說句不好聽的,實在屬於“尿錯壺了”。
  香港可不是臺灣,更不是南海上的某個島嶼,中國對香港未來有足夠的把控力。香港泛民派不能同香港已經回歸中國這個最大現實對撞,因為他們不可能獲勝。
  泛民派鑽進了一個牛角尖:2017年特首普選,為何候選人要從愛國愛港人士中選擇?換句話說,與中央對抗的人為什麼不能參選?回答很簡單,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,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,香港反對派只能是針對香港社會的,而不能是同整個國家的對抗。
  西方幫不了香港反對派的忙。80年代的英國比現在勢頭強,但它在同中國的談判中被迫讓步。“末代港督”彭定康想給香港回歸的過渡搗亂,但北京沒吃他那一套。美國今天能在香港發揮的作用,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英國根本沒法比。
  如果香港反對派想用“占領中環”向中央政府施壓,同樣不靠譜。這些年香港沒少發生大型示威,加之內地頻出群體事件,中國社會“見得多了”。反對派休想恫嚇中央。
  香港泛民力量最好還是應面對現實,思考如何在香港做反對派。這的確是個博弈過程,是《基本法》進一步展開的過程。但它不是你死我活的一場決戰,不是民主的“不成功便成仁”,泛民力量須以建設性態度構建香港的反對派角色。
  香港的政治反對派文化恐怕得是世界政治史上的一次創新,未來幾年應是它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。香港反對派中需要出現一批有智慧和遠見的代表性人物,他們還需有真正的公益心,而不是個人政治利益至上。
  泰國、烏克蘭、臺灣都因選舉出過大亂子,中央不會放縱香港也出那麼大的亂子,這是中央對香港的義務。如果有誰幻想在香港搞一場“顏色革命”,無論西方怎麼支持他們,此路一定走不通。
  “愛國愛港”的標準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意志,這是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的題中之義。香港泛民力量根本不具有挑戰它的能力,他們需要有這個自知之明。
  香港的民主空間十分巨大,需要泛民派和建制派共同打造。不能上來一竿子就打到國家認同這一根本問題上,擺出同中央對抗的狂妄姿態,這是無能之輩對西方文化的愚蠢模仿,這是對香港民主資源的毀滅性利用。
  愛國愛港是不容談判的條件,我們希望香港政壇未來幾年能徹底接受這個前提,並以它為基礎呈現出創造性的豐富和多元。這個過程亦將反過來促進全社會對愛國愛港更寬更新的理解。
  拜登“偶遇”香港反對派人士,而不是大鳴大放地會見他們,這當中的信息可不都是令香港反對派歡欣鼓舞的。後者別太傻了,以為西方真的就是他們的救世主。▲
(原標題:香港反對派去白宮“告狀”是步臭棋)
(編輯:SN09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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